2万个非洲人正在撤离广州

大海从桌上放着的红双喜香烟盒里抽出一根，吸了一口，缓缓靠向椅背。他坐着的这家咖啡馆露天茶座不远处，是内环路高架桥。车流声持续不断地传来。咖啡馆距离广州小北地铁站步行约五分钟，价格低廉，是大海平时和别人“谈事情”的地方。“事情”多数时候指的是生意。“Fishing”，短暂停顿后，他蹦出了这个词，随后又用中文“捕鱼”解释了一遍——这是他看到的新商机，然而受疫情影响，他几乎一整年都没有工作了。大海来自索马里，那是位于非洲大陆东部，在非洲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他的真名叫Dahir，当察觉到自己名字对中国人来说不好发音后，他干脆取了一个发音相近的中文名。今年是Dahir住在广州的第16个年头，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主要工作是给非洲商人做翻译。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州的小北和三元里一带逐渐形成非裔商贸社区，据多年研究广州非裔社区的美国人类学家麦高登估算，顶峰时，在穗非洲人人数在1.5万至2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据去年4月12日广州市政府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的信息，年年末时，跟Dahir一样的在穗非洲人的常态数据是人，而疫情出现后，年4月的统计人数仅为人。

做服装批发的中国商人Linda曾见证三元里的鼎盛，她告诉全现在，“以前商贸城里，黑压压一片，全是黑人，要不然怎么叫巧克力城？”“巧克力城”是中国人对三元里、小北一带的昵称，以巧克力的颜色来形容黑人聚集。近年来，有学者研究发现，广州的非裔商贸社区自年起渐渐进入退潮期。Linda也感觉到，非洲商人逐年减少，疫情之后，由于不少非洲商人无法到广州，外贸城更显冷清。

媒体和学者常常用“淘金”和“追梦”来描述来穗经商的非洲人。Dahir说得更为直白——赚钱。Dahir出生于索马里的中产家庭，30多年前到北京留学时还不会说汉语。从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回国后，正赶上索马里内战，他长期没能找到发展机会。年前后，他再次到中国，这次的目的地是广州。但他“来得太晚了”，彼时已经有不少非洲商人占了“先机”。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被认为是非洲商人转移至广州的关键契机----受金融危机影响，那些原本在东南亚和香港的非洲商人，转向中国大陆寻找新商机。而彼时的广东省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省会广州自然成了他们的落脚地。年之后，广州的非洲商人呈现爆炸性增长，而他们在广州最早的聚集地，便是Dahir现居的小北。在早期规划里，广州的对外商贸中心应是名为“淘金”的商圈，那里坐落着白云宾馆、花园酒店、友谊商店等亮丽的城市“门面”；而在广州火车站到“淘金”之间，则计划发展出广交会商圈。然而，广州火车站到“淘金”有四公里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两点之间还有大片待开发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本设计的广交会商圈演变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商圈——“淘金”的高端国际商圈，和以广州火车站为中心的中低端服装批发商圈。小北正好地处上述两点之间。上世纪90年代，小北一带陆续建起酒店、商务大楼、批发城等商贸功能建筑，但在地位位置上，它仍属于广州的城乡结合部，且不在市政发展的重点范围，因而形成了低物价、人流杂乱的区域。此外，当时香港至广州的广九线终点站就是广州火车站，对于香港北上的非洲商人来说，已有一定规模的广州火车站服装批发商圈自然是方便的选项，而距离火车站只有两公里远、又物价低廉的小北地区，便成为广州最早的非洲商人聚集地。

“我们的年轻人，就是勇敢。”Dahir口中的“我们”，指的是非洲大陆。在他看来，不同于被保护得好好的中国年轻人，十几岁的非洲少年只要看到机会，便敢于到世界各处去。即便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仍有非洲商人愿意到中国寻找商机。Boniface来自尼日利亚。年2月，中国疫情稍有缓和的时候，他就独自到中国买货——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5月，广州某高校一个叫二糖的大学生，拍摄了尼日利亚班机撤侨的纪录片，记录了Boinface的这段经历。根据二糖的介绍及Boniface的访谈影片，25岁的Boniface理着一个平头，体型健硕，会说流利的英文，做皮革材料采购生意。他本来盘算的是，材料会因疫情而变得便宜，是一个值得冒险到中国入货的时机。然而到中国后他发现，疫情供应短缺反而让材料涨价了。他在纪录片中如此描述这趟经商旅程：对自己失望、愤怒，继而很伤感。年4月，广州市针对外籍人士的疫情防控加强，他需要进行自费的集中隔离，隔离结束后便要准备回国。他没有足够的时间采购材料，最终也未能以心仪价格购入货物。“就像你口袋里原本有美元，而现在你没有了。”即将离开中国时，Boniface作了这样一个比喻。

Boniface的类型属于短期商人，他们还有一个形象的代称——候鸟商人，在广州非洲商人的群体中占比最大。候鸟商人通常会在广州以低价购入商品，再卖给非洲商家，从中赚取差价。他们每次来广州，一般停留十几天至数月，完成进货后便离开，像候鸟一样定期往返非洲大陆和广州。据广州市政府统计的市内各口岸数据，年至年，非洲国家出、入境的人次均超过32万人次，且呈增长趋势。同样来自尼日利亚的青年Lawson也是一名候鸟商人。他在年年底初次到广州，做鞋类买卖，如今已经是一名老练的买手，每周到商贸城选货两到三次。1月中旬的一天，Lawson在三元里的通通商贸城拿货。他能说流利的英语，但中文则只会最常用的词，例如“小北”——那是他住的地方。不过，这不妨碍他和中国老板讨价还价，用着“Colour”等简单的英文单词，配上手部和眼部动作，似乎就足够理解彼此的意思。买卖最初没有谈成。Lawson转身走出店门，开始打包已经买好的货。过了一阵，老板又走过来，他朝Lawson瞪眼，又用手指指了几处，两人来回“谈”了一会，最后老板让步了。当Lawson再走回店里时，门口已经摆好两箱货，等着他拿走。采购很顺利。不到一天的时间，Lawson已经买下五六袋货，它们装在绿色编织袋里，堆起来比他还高。“如果没有疫情，我现在可能在非洲，但现在我只能留在中国。”Lawson说着，用油性笔在编织袋上写下收件人信息。“一年零六个月。”他清楚地算出无法回家的日子。年受疫情影响，尼日利亚直到8月底才恢复国际商业航班，彼时想要回国的尼日利亚商人只能搭乘撤侨班机。在二糖拍摄的尼日利亚人撤侨影像资料中，撤侨航班一度延期。她的一名拍摄对象在航班计划起飞当日才接到通知赶往机场。机场里，有人带着编织袋包裹的货物，有人在候机时和家人视频。“他们都很开心，终于能回家了的样子。”二糖对全现在回忆。

搭乘撤侨航班回国的大多是Boniface这样的短期商人，他们本身没有常驻广州的打算，而且手持的签证时间比较短。但随着广州非裔商圈的发展，相当一部分非洲人也在外贸城中开店，成为固定在穗的商人。武汉大学教授李志刚在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及，外贸城中的非裔批发商店通常扮演着双重角色，店主在自己国家也有店面，又通过在广州开店与中国商家建立联系进货，同时熟悉整个流程，可以为其他非裔行商牵线。非洲商人到来后，广州火车站服装批发商圈衍生出专门为非洲商贸服务的外贸城，而非洲商人的聚集地也延展至火车站北面，广园西路沿线交通便利的三元里。直至现在，小北和三元里仍是他们的主要聚集地，被俗称为“巧克力城”。“巧克力城”的外贸城开业于年前后，在年达到了非裔经济的鼎盛发展期。这里的格局大多相近——底层有大片空地，方便货物装卸；高层则是酒店，候鸟商人们进货时可以就近入住。商铺招牌常常混合着不同颜色，店门资料和联系方式多是英文。非洲商人的采购范围很广，从门窗五金到汽车零件都有涉及，同时也衍生出专门服务非洲人的理发店、餐馆等。

年1月，我在广园西路沿线的外贸城走访时发现，仍在开业的商铺不足四分之一，部分仅作仓库用，有的外贸城已全面停业或装修。大部分楼内里贴有“减租”告示，告示多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开头，有的商铺门口还遗留着去年的催租通知。Lawson进货的通通商贸城，是三元里的老牌外贸城。据去年4月15日的通报，通通商贸城有两名零工工人被确诊为新冠患者，该商贸城也被认定为高风险场所。现时的通通商贸城，一层仍在开店营业的商铺不足十家，二层的鞋城同样冷清，一家鞋店整个下午的客人不足20人。乌干达商人Joe在通通商贸城做批发生意。他告诉我，整个年，由非洲到中国采购的商人很少，以致他们难以拓展新客户，生意只能依靠原本熟悉的客户维持，用电话或网络完成交易。据他透露，这一年的利润下降了40%。少了来采购的候鸟商人，店主们的营业额随之下滑不少，一些人逐渐把生意转到了线上。一名在通通商贸城开店的非洲老板向全现在展示了他目前的工作模式——把一组商品图上传给客户，客户再挑选合适的。这个下午，他坐在商贸城空荡荡的走廊上，对着手机回了两个多小时信息。商贸城外墙是一张埃塞俄比亚航空的广告，配图则是亚非欧区域地图，地图的中心点是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广州则是另一个被特别标注的点。亚非大陆之间，有四架飞机的图标及数条虚线，显示两地有密集的航班往来。正是交通上的便利，使得这种被学者称为“低端全球化”的非洲商人经商模式得以实现，然而由于疫情，过去畅通的交通几乎停摆。

Dahir认为，有些非洲商人在疫情后不再到中国做生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机票票价和物流价格上涨；二是入境后的隔离政策——两者都让经商成本倍数增加。长期在广州非裔商贸社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冯启迪表示，每年春节是非洲商人回家休息的时期，年疫情爆发，部分在去年提前回国的非洲商人，至今仍未能回到广州，因此，外贸城里一些空置的商铺里至今还存有货物。Dahir最近常常收到这类非洲老板的信息，向他打听广州现状。“别回来，”Dahir告诉他们，“回来也没有生意。”他指了一下身后，示意周边很多商铺已经倒闭。目前仍留在广州的非洲商人则不敢回家，比如Lawson。广州飞尼日利亚的航班已经重启，但他担心回去之后，便再难回中国。“回去可能是容易的，但再回来就很难了。”乌干达商人Joe也有一整年没有回家。他不担心签证和航班的问题，但乌干达仍有新冠新增病例，他害怕再次入境时遇到困难。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限制，但在受访过程中，这些仍在广州的非洲商人均表达出和Joe类似的担忧。人类学家麦高登分析，这和疫情期间本身的不确定性有关，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的限制措施也在随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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