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动批疏解,看包人杨华在北京的3

35万平方米，12大批发市场，顶峰时期超过个摊位，直接从业人员人，日均客流量超过10万人次，年营业额多亿元，这是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曾经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

漫长的告别持续了天。年1月11日，“天皓成”成为第一家关闭的市场，年11月30日，东鼎市场就要关闭，动批落幕。

我们记取了其中一个人的故事。

动批关闭时间表（信息来源：《北京晚报》《21世纪经济报道》）

年1月

天皓成市场

年7月

时尚天丽批发城

年9月

特别特鞋城

年11月

信德时代商城

年12月31日

聚龙外贸商城

惠通永源市场

年2月4日

金开利德市场

年7月11日

万容天地市场

年7月30日

众合市场

年10月6日

世纪天乐市场

年11月13日

天和白马商城

年11月30日

东鼎市场

这一年，杨华的日子过在大国政策的风口上。

他离开了生活38年的北京城回到家乡。家乡与过去也已经截然不同，以往他介绍自己是河北雄县人时，可能要用保定、白洋淀之类地理名词解释半天，现在，他只消说“雄安”。

年4月1日，中国宣布开发雄安新区。这个突然出现的名词让杨华5年前花30万买的房子如今被人出价到万。

在此之前不到半年，年11月1日，北京宣布要疏解非首都城市功能，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低端”的批发市场等业态要从首都疏解出去。这个政策让他失去了在北京赖以立足的生存机会。

现在，他和妻子罗红霞就住在这个账面价值陡然膨胀了十几倍的房子里，无所事事。

11月15日，跟着罗红霞去她家里，一起进了电梯，按下12楼。到了家门口，罗红霞拧着钥匙始终打不开门。一会儿，一个中年女人开门露出半个身子，说：“开谁的门呢？！”原来是我们出错了楼层，这里是10楼。

改变和无所事事，也偶尔生出这种恍惚。

在雄安的新屋里，阳台上放着一盘水种大蒜。杨华说：看起来好看，长出苗子了还炒一盘菜可以吃。

动批看包人杨华的年龄问题

杨华是河北雄县人。罗红霞是河南人。二十几年前，两人在北京认识、结婚。年，他们有了儿子，一家人生活在北京。杨华说河北话，罗红霞说河南话，儿子说北京话。

嫁到雄县后，加上回雄县生孩子、坐月子，罗红霞在雄县的时间总共不到半年。雄县旁边那个著名的白洋淀，罗红霞直到这次回雄县才去那看看。

杨华和罗红霞在北京世纪天乐服装批发市场给人看货和发货。这里属于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集聚区，来这儿批发货物的商贩需要寄存批发来的货物，寄存一个包裹20块，代寄包裹再加10块。每天早上，杨华和罗红霞四五点从家里出发，晚上七八点再回到家里。做这个生意的人很多，杨华和罗红霞是其中的一家。

10月6日，世纪天乐服装批发市场关停。政府认为服装批发市场是“低端”产业，属于非首都功能产业，要把它从北京疏解出去。世纪天乐是这里第10家关停的服装市场，它关停之后，这里只剩下东鼎和天和白马两个市场。

11月13日，天和白马闭市。最后一家关停的是东鼎，11月中旬，原本通知12月25日关停的东鼎又发出通知说提前到11月30日关停。

杨华有一个朋友，是山东菏泽人。世纪天乐关了后，他去东鼎继续看包，只有东鼎一个市场在了，他现在一天只能看四五个包。杨华和罗红霞算了一笔账，这样的生意情况，就只能是凑合着，要交房租，要吃饭，一天挣不到多就是白干。

10月8日，就在世纪天乐关停2天后，趁着十一期间高速公路免收过路费，杨华和罗红霞雇了车把在北京的东西都运回雄县，住进了楼房。

杨华和罗红霞在北京一共搬过8次家。从来都是住平房。在北京的最后两三年时间，他们租住在北京西四环外的一个平房里，不巧房东离婚，没地方住，又把房子收回去了。杨华和罗红霞搬去了五孔桥，在北京的最后两个月就住在那里。

五孔桥的房子在铁道边，墙壁上写着“拆”。北京有很多这样的院子，一排一排的砖房，有一百来间屋子，专门给人租住。同样是因为疏解，3月的时候这个院子就已经停租了，住户都离开了。杨华和罗红霞租下这个房子，一个月房租，按月交。住在这里的还有另外四五户人。“房东”事先说了，房子随时会拆，哪天拆哪天走，剩下的房钱是不会退的。

疏解的消息前一年就公布了，杨华和罗红霞也早就决定要回雄县。虽然杨华和罗红霞的身份证上都才50出头，但实际上他们都60几岁了。登记身份证的时候，他们俩没在家，别人给随便写上了一个岁数。这影响到他们领取养老金，他们去找过派出所，说改不过来。现在这成了他们忧愁的事。他们甚至觉得：似乎只有犯法才能改，因为犯法了执法部门就会查你的案底。但他们也知道肯定不能这么做。

设立新区以后，这事更加艰难。新区涉及的几个县的人户口都冻结了。拆迁赔付的政策，新区怎么规划都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唯一确信的是另外一件事，这里不能土葬了。过去，这里严苛的土葬习惯不作数了。杨华跟他儿子讲，以后他去世了，就火化掉，骨灰转手扔垃圾桶里好了。

杨华提到土葬的规矩时，在纸上画的示意图，人死后坟墓的安放有非常严苛的要求。

杨华和罗红霞的新屋里家具还没有齐备。客厅里有一架单人铁床，垫一只大编织口袋，再铺一件旧大衣当沙发用。一只铁文件柜当电视柜用，上面放着一台二十几寸的电视机。

新屋是杨华设计的，最明显的是嵌在墙上的四只多宝架，放了各种装饰摆件，还有几瓶白酒。

坐在客厅，视野里大的家具还有餐厅里的一张简易折叠桌，电视机旁边的一架电视信号接收器，他们管这叫“大锅”。在北京他们一直住平房，大锅都能用上，搬到雄县新屋里后，大锅不敢挂外墙面上，害怕掉下去砸着人。他们临时换了一只小小的信号接收器挂在外面。大的这一只就在客厅里搁着。

一到家里，杨华就领着人南北窗户来回看。看楼下私人修建的房屋。“一层11间，一栋楼3层，两边的楼加起来就68间，全是私人的。这还不算大，我们村那个间，20间一层，修了7层……”现在雄县在使用的车站叫做新车站，其实已经建好十几年。不过，关于什么是“新”，眼看也要变了。人们焦灼又兴奋地谈论将来可能会有的各种大变化。人们都知道，这叫“千年大计”。进雄安的高速公路上，一个叫做“千年雄安”的白酒品牌占据着一个高高的广告牌。

8月和9月采访，在北京世纪天乐杨华和罗红霞已经接受过我们两次采访。那时候，杨华很少讲话，也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他总是表情严肃地站着，手边一架推车，随时准备工作起来。

但在雄县家里见到他们，杨华的话多起来。他聊过去的生活，会讲一个又一个的片段。罗红霞偶尔补充，有时候是必要的信息，有时候基于“实在”这一重要准则，表示质疑和纠正。但由于时间太长，这些片段依然断断续续，模糊不清。

老实人杨华在机关大院

杨华的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6个孩子，挤在一间半的房子里。日子在借粮和还粮中循环，借一斤，还一斤半，接着还得继续借。16岁，杨华就离家找寻生计了。最初是给生产队赶马车，一开始在家里，后来又去天津，给纺织厂拉棉花，还在那儿给纺织机械厂盖过房子。

杨华现在沾着枕头就能睡着，前10秒还在跟他说话，说完他就睡着了。这就是赶马车的时候养成的习惯。白天有白天的活，夜里要给马喂草，只有那么一点时间睡觉，沾着枕头必须马上睡着。

后来，杨华又倒猪油卖，从北京买进来，用自行车载着去河北、山东卖。七毛二买进，再一块七八、一块五六地卖出去。这样连本带吃饭，也没赚着什么钱，就是能把自己养活。

“七几年出门还得到派出所登记，要写清楚去北京待几天。、年的时候。地摊的租金是3毛钱一天。政府当时是鼓励你，鼓励外地人到北京去，要不然北京怎么那么富？你不交税、不上税，怎么盖楼？当时大家是被……请进来，现在被……撵出去了。”

38年前，杨华“被请到了”北京。

最开始是在清河给通讯社缠线圈，用于接收信号。之后去北京北郊的清河——那时荒凉得被称为是北京的“北大荒”——养鱼、养鸡。因此，他还去海淀培训了两个月的养鱼技术。

冬天不养鱼，就不需要工人。于是杨华又去了长城润滑油公司烧锅炉。可是夏天的时候又不用烧锅炉，他便又去蓟门桥搞建筑，等到冬天不搞建筑的时候，再回去烧锅炉。

他有一个朋友的媳妇在城建五公司，介绍他去修国务院二招家属院。他们属于壮工，推车运沙子，倒进搅拌机里。白天、黑夜地赶工，人困得厉害，就有人喊：“别睡觉啊，醒着啊。睡觉就掉下去摔死了！”

那时候是年。和他一起做工的有一个四川的小孩，十七八岁。杨华说，这小孩特害怕，听见机器的响声会吓得哆嗦。

房子修好了，杨华又去招待所做饭。中途招待所让他带着人搞过一段时间的装修。他想了很多办法来管理装修队，但最后一个记忆很深的结果是，装修队里厉害的跟厉害的一起，老实的跟老实的在一起。到最后，厉害的欺负老实的。

在招待所做着饭，他给国家物价局的人要走了，让去物价局的食堂。工资和以前差不多，但别人告诉他机关单位福利高。于是，杨华就去了国家物价局做饭。那时物价局有个叫马凯的副局长，现在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

就在做厨子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罗红霞。

罗红霞是年来的北京，最早在街道托儿所看孩子。那里有一二十个孩子。就是给他们做饭，午睡的时候摸摸孩子发烧不，下午给孩子打扮打扮，干干净净地让家长领回家。

认识杨华，跟他结婚后，年罗红霞生下了他们的儿子，等孩子2岁多的时候，罗红霞再出来工作。孩子9月1号上幼儿园，9月2日，罗红霞就去了国家物价出版社上班，在北京的各个火车站往外发出版社的书。

一晚上要装几吨书，先把书包好，25公斤的包，一手一个，往火车上装。她还要去付运费，领导给他一万多现金，就那么在手里裹着，在火车站里穿梭着去付钱，之后才改用支票。

在出版社，罗红霞的工资最开始是一天7块。“之后中南海警卫团的干部转业到物价出版局当处长。他的老婆来出版社上班，沾她的光，我们工资提成8块一天。后来又涨到15块。”

他们说起过去，偶尔就会闪出一些神神秘秘的大角色。

“有一年’会计’、’人民保险’，’食物大全’卖得特别好，不停要往外发书。年、年左右，还有一本《房地产大全》也卖得很好。还有一套书中南海都去给送好几套，应该是送了5套，他们一人一套。各个驻京办事处每人一套，书名记不住了。”

雄县新屋里放电视机的那个铁文件柜上贴着当时出版社发货的单子。那是罗红霞的儿子小时候玩，把她带回家的单子给贴在了柜子上。

当时出版社发货的单子

孩子出生以后，他们一家人住在物价局的大院里。有天晚上已经下班了，单位里一个大姐来买馒头，她和杨华是老乡，为着这层关系杨华没把馒头卖给她。杨华说：“我们是老乡，我收了你钱，别人也说我没收。我没收别人也说我没收。这馒头我不卖给你。”

大姐气坏了，嚷嚷着给单位里的人都知道了。领导觉得杨华老实，开始让他管钥匙和采购。但后来，他自己把钥匙交了。他觉得老婆孩子都住在院里，这是黄鼠狼到了鸡圈里，黄鼠狼吃没吃鸡，别人都说他吃了鸡。为了避嫌，他把钥匙还了。

物价局在月坛北小街2号，买菜会去展览路旁边的胡同。就是现在所说的动物园一带，那时候这里就叫香港一条街，旁边胡同里卖什么的都有。

有天下雨，杨华踩一辆平板三轮车去买菜，背篓罩在平板上，支票罩在背篓里。杨华叮铃当啷地骑着车，根本就没注意背篓和支票早就丢了。发现以后，杨华折回家，也没去做饭，躺在床上，脑子里一片空白。那钱他根本就赔不起，只能急着跟罗红霞吵了一架。

之后，单位领导处理下来说他赔一半，单位赔一半。领导拿了单位的一架三轮车给他修，拿修车的工钱抵了他要赔的钱。

但后来，国家物价局撤销，并入国家计划委员会。

“散了。”

杨华的职业生涯常常以这一句话作为收尾。

杨华去马路上修自行车，罗红霞则还在出版社上班。那是年。有天杨华在修车，碰到物价出版社的一个处长。

处长说:“老杨，到家门口你都不理。”杨华解释说：“没脸见你了，不好意思打招呼。”

到3年，物价出版社办公室搬到了丰台，罗红霞去上班光骑车就要2小时，太远了。所以非典过后没多久，她就没去上班了。就在那一年，罗红霞去了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

最开始是捡废品卖，8年，外地的车不让进京，废品也掉价了。以前塑料瓶子是一毛五一个，8年降成一毛钱3个。纸箱子的价也很低，而且没人收了。罗红霞才转而在市场外给人看包。

杨华在路边修车的生意不好，就是6、7、8月，天气热、太阳大的时候能挣点补胎的钱。其他季节，有时候一天连几毛钱的打气钱都挣不来。刚好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正红火，罗红霞一个人看包看不过来，杨华就去了动物园跟她一起看包，从五十岁做到60几岁，直到年世纪天乐关停。

“爱记些乱七八糟东西”的杨华总是在解释这都是为什么

在动物园看包，虽然是露天的”空档位“，也给大厦交租金。一开始两千一个月，后来涨到三千零五十。这期间，城管要来罚钱，三轮车一次罚六百，一个包罚一千五、两千、三千。罚了就罚了，交了就交了，连张白条也没有，但这些都是基础的成本。杨华总记着这些数字。

杨华的儿子在北京上托儿所、小学、初中、高中，都要暂读费、借读费、学费。杨华说：“上高中交得最多，多交3万块钱。我就手里拿着这钱，指着一辆奥拓，跟我儿子说，看啊，这钱，能买一辆小汽车。”

“挣多少钱都给他们了。”杨华都把这些交了钱的发票留着，“这么一叠。我也想心里有个数，用了多少钱。”杨华还算过儿子学一个字多少钱。比如一年级的时候一共交那么多钱，学个生字，那算下来就是多少钱一个字。杨华跟儿子说：“不学好，钱就没了。”

新屋的小铁床上，放着一本书——《北京旅游地故事》，杨华最近在看。他对北京很熟，北京的地方和在北京发生过的事情，能亲眼看到的，他很多都知道。

去白洋淀的时候，杨华聊他以前来这里卖猪油的事。夏天绕着白洋淀去各个村子，有一次中暑了，他买下了卖冰棍的小贩所有的冰棍，枕着这些冰棍，好半天才缓过来。

冬天，湖面都冻成冰，就可以直接骑着车去湖中的村落。那些村落，地方特小。房子紧张，地也紧张。有人过路，另外一个人都要侧着身子给别人让路。但猪油好卖，去了他们都抢着买。

现在，白洋淀冬天结不了厚冰，以前村民会开着车去冰面上割芦苇，拿来做苇席。现在车开不上去了，芦苇就一直荒长。罗红霞来玩，觉得除了苇子就是水。问他觉得新鲜不，她说“就空气新鲜”。

比起杨华来卖猪油那会儿，他看不出白洋淀有什么大的变化。虽然是景区，但小桥上的栏杆上还有最近村民办喜事时沿路贴的喜字。可能是冬天的缘故，游客也很少。

村民办喜事时沿路贴的喜字

在白洋淀逛的时候，除了卖猪油，杨华也不重样地讲北京的好看地方。哪个地方有什么典故，有什么东西值得看……一路上大多是在讲这些。

杨华说：“我爱记乱七八糟的东西，解放以前二战时期死了多少人，唐山地震死了多少人。都记着，是一个爱好吧，历史不太懂。一辈子光是往前奔，但什么都没奔着。”

杨华惯常的思维过程里，其实常常在解释为什么。他会问你，你知道为什么卖猪油的路途里我会选在棉花地里睡觉吗？因为棉花地打药，没有蚊子。北京疏解是怎么一回事，他这么理解：

“疏解好比一个运动，把北京弄成一个文化的中心，把没头脑的撵出去。外国投资的大老板来，建设一个文明的城市。这些个（”没头脑的“）人，没用，也有用。特可恨的是那些偷和抢的。”

“捡废品是坏事？清理环境，是好事。做买卖的也是给大家伙带来便利，买菜你去超市，大街上没有了，吃个什么都困难、都不方便。不说别的，你现在买个芝麻火烧和驴打滚好买吗？去和平里西街、稻香村买？有那时间吗？”

“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过弄一下也好，一个是车辆老堵。桑塔纳以下的淘汰，没钱买奔驰、奥迪就别上路。你不是造成拥堵吗？（怪不了谁），是你没有能耐。”

“批发市场8个楼，一天的收入是21个亿。批发市场赚那么多钱啊。他没能耐？！不让他干啊。”

“疏散动物园，不是疏散你一个人，是疏散你，你孩子，你老婆。物流公司，好多人，牵连着好多人。交通拥堵，不好管理，北京是国际门脸。别说要饭的，吃低保的都撵走。”

“以前在市场做导购的，一个月保底一万五、一万、八千，还有提成。市场拆走了，回家了，一百块钱都挣不了。”

说到贡献，他又连着讲了一些东西，带着热情和惆怅。

“我60多岁，多少也可以挣点。我现在在这儿什么都不干，坐吃山空。高新区，那也什么都干不了。”

“我们那些工作，北京的年轻人就是吃块钱低保也不会去干，他们会选在屋里下棋。”

“金开利德关了以后，说是要做别的，但空了几年，一点收益也没有。聚龙也停业了，也没干出什么来。不过交通好了，污染、公安秩序好了。”

“一个月了，一点贡献没有。对国家能出点力，出点力。挣点钱，出力了，这钱我不是还花在国家里。这不是浪费了？多少失业的啊。”

“不是在那儿看包，我这房也买不了。在家种地，供个大学生供得起吗。我什么也干不了，浪费了。给国家贡献不了，我自己也浪费了，死了就火化了。”

“我活着一天，就应该给这个社会做点贡献。”

回雄县后的一个多月里，杨华和罗红霞吃两顿饭，两顿饭之间，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遛弯，吃了早饭出去，能逛到下午3点才回家。杨华能转10里地，跟他转路，罗红霞累得慌，有时候干脆就坐下来原地等他。

“也好，没给国家做贡献了，但是省粮食了。以前在动批干活的时候四个包子一顿，还得喝稀饭。现在吃半拉（半个），顶多一个馒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杨华和罗红霞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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